顾了。

所以，朱培德、鲁涤平等人认为：“吴佩孚虽然丢了湖南，但元气未伤；南口战事将结，吴佩孚必会调兵南下，在湖北严密布防；故而，攻打湖北胜负难测。而孙传芳在江西尚无重兵疏于防范，易于攻取；所以，应先攻打江西。”

然而，唐生智和李宗仁却持异议。

俩人皆认为：“若是攻打江西，则会逼迫尚在观望中的孙传芳也投入重兵与我抗衡；而吴佩孚丢失湖南后定不会甘心，一旦我与孙传芳开战，吴佩孚必不会坐视而趁机反扑；如此，我军势必要两面作战腹背受敌，此恐于我大不利故不可取。而若攻打湖北，孙传芳必定仍会坐视观望；吴佩孚虽将从南口脱身，但其‘援湘军’已在湖南受挫而军心被撼；且吴佩孚从直隶撤军南下有待时日，我军正可趁士气大盛之时乘胜追击；即使吴佩孚回师南下，也可趁其立足未稳而击溃。而叶开鑫与‘援湘军’在湘北布下的汨罗江防线，仅有几个败军之师驻守不足挂齿，必能一击即破；故而，应先打湖北，方为上策。”

唐生智和李宗仁俩人的主张与“加伦将军”的“先取两湖，各个击破”策略相符，蒋介石权衡再三后也就采纳了；最后决定“乘吴佩孚的主力还来不及南下、湖北兵力薄弱之机，立即突破汨罗江防线进军湖北”。

为此，蒋介石做出部署“以第四军、第七军、第八军为右翼军，先取岳州、平江，后入鄂南直取武昌”。

且因，此时，“川、鄂”边防军总司令兼长江上游总司令卢金山在鄂西驻有五个师，为将其牵制在鄂西而使吴佩孚孤立无援。

蒋介石又以“川、黔联军”为“左翼军”，由袁祖铭任“左翼军”总指挥，《命》其“率第九军、第十军等部先袭取常德”；然后，进入鄂西“攻打宜昌、荆门”，以牵制卢金山部而利于“北伐军”在鄂南突破。

且此前，时任“川、黔联军”、“川、黔”边防总指挥吕超见广东“国民政府”兴兵北伐了，也欲率部出川参与“北伐”；然因，其部属将领不从，遂只身到广州参加“北伐”。

于是，蒋介石就《任命》其为“国民革命军左翼军”党代表，赴湘西督师。

同时，蒋介石《命》第一军与第六军驻在浏阳；并将朱培德的第三军调至湘东，接防第四军驻于醴陵、攸县一线。

此举一则是为了防备“赣军”犯湘以掩护“北伐军”顺利入鄂，再则也是为下一轮准备对孙传芳发动进攻而事先布局。

部署定后，“北伐右翼军”又兵分三路向汨罗江防线发起攻击；由第四军攻打平江，第七军攻打汨罗，第八军攻打岳州。

八月十九日凌晨，第四军对平江发起进攻，史称“汨罗江战役”打响了。

攻打平江的先头部队是叶挺的**团与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六团团长黄琪翔所部，而驻守平江的是“援湘军”董政国的部将“直军”第九师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兼平江防御司令陆潭。

虽然，驻守平江的“援湘军”足有六个团，兵力上占有优势；然而，“北伐军”士气高昂，经过一天的浴血奋战，叶挺与黄琪翔两个团的“北伐军”竟然击败了三倍于己的“援湘军”。

“援湘军”死伤惨重，连平江防御司令陆潭也被击毙了；而“北伐军”仅伤亡了一百七十余人，却俘敌一千五百余，并缴获了大量辎重。

这一仗，“援湘军”非但丢失了平江，汨罗江防线被突破了一个口子；还大挫了“援湘军”的士气，董政国部顿时军心大乱，随后就节节败退了。

“北伐军”则乘胜追击，又连取了梅仙、大洲、南江等地。

董政国无法阻挡“北伐军”的攻势，干脆率残部逃往湖北咸宁去了。

与此同时，李宗仁的第七军也击溃了驻守汨罗的“援湘军”宋大霈部，攻占了汨罗、新市、浯口等地。

宋大霈被击溃后，也退往湖北咸宁去了。

宋大霈与董政国败走后，“直军”第七师师长王都庆见汨罗江防线已被突破；知自己再驻守在汨罗江下流已起不了阻截“北伐军”的作用，也就将所部撤往岳州。

此时，叶开鑫已在岳州以南的新墙、麻塘等地重新布防；欲藉新墙河为防线阻截“北伐军”，以免岳州再失。

驻于岳州的叶开鑫见“北伐军”来势汹汹、难以阻挡、情势十分危急，只得再向吴佩孚告急求援。

而此时，“南口大战”已经结束，吴佩孚终于有精力顾及湘局了。吴佩孚见到叶开鑫的告急《电》后也心急如焚了，赶紧回《电》“要叶开鑫与‘援湘军’勉力顶住”；然后，在长辛店设了个留守司令部，将北方的军务交由齐燮元主持，自己即亲率大军匆匆南返驰援。

吴佩孚率军南下，令蒋介石也吃惊不；因为，吴佩孚手上毕竟有二十万兵力，足能与“北伐军”抗衡。

而更令蒋介石担忧的是，吴佩孚与张作霖已结盟，若是张作霖支持他再联手对付“北伐军”，这对于“北伐军”来是大不利，甚至会前功尽弃、已有的成果也将毁于一旦。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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