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后因其寇犯国门，大同马市关闭。其后宪宗成化年间、孝宗弘治年间及武宗正德年间，在各处边地开过短期马市。但都是官市，至于民市，倒是未曾有过，故此货殖几何，臣也不得而知。”

皇上尽管还没有表态可与不可，但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严嵩觉得有了一些底气，便又进一步说，从明朝与蒙古诸部多年贸易交往来看，无论朝贡，还是官营马市，都无法满足蒙人各部民众日用之需，汉蒙两族边民就在封锁的边境上私相贸易。即便在是在双方对峙，战争不断的时候，这种零散而又充满危险、且不容于官府的黑市交易也未曾断绝。交易范围也远远超过官市，蒙人可以用马，也可用牛、羊、骡、驴、皮张、毡毯、盐、木材等物换取明朝的布、绢、丝、缎、农具、铁锅、纸张、医药、粮食等物，交易额虽无定数，但想必一定也超过了一年一次或两次的官市。

朱厚?想了想，说：“依朕看来，朝贡贸易以及官营马市并非等价交换。我大明与蒙元各部贸易通商向来少取多予，薄来厚往，以示羁糜之意，但蒙古各部酋首却不能体念天朝上国怀柔优抚之恩，竟认为是收取贡赋，贪欲无壑，稍有不满便寻衅滋事，降而复叛，使各边地田不得耕，民不得息，九边诸军疲于奔命。你方才提到英宗正统年间故事，朕记得英宗先帝《实录》所载，每年都有大批蒙古各部人等涌入内地，以马匹入贡。朝廷均给以优礼赐宴，提供食宿粮秣并大量赏赐。按惯例，瓦刺贡使不得超过五十人，但其贪图爵赏，逐年增加，朝廷多次下敕令予以限制也未有结果。此外，各部来使不但往来多行杀掠扰民，串通一气邀索内地珍重难得之物，更刺探我朝军情，长此以往，朝廷已有不堪重负之感。正统十四年春，瓦刺贡使多达两千人，却还是贪心不足，竟冒称有三千人。英宗先帝震怒，着礼部核查贡使人数，据实给赏，并削其马价，瓦刺便以此滋事，大举兴师入寇，终酿成‘土木之变’之祸！看来，朝廷糜费巨万财物准其朝贡并开立马市，也未必就能收得羁縻抚远之功。”

“皇上圣明！”严嵩说：“依臣之愚见，朝贡及官市非独不能收取羁縻抚远之功，于国朝财政也是一大弊端。臣查过前朝旧档，依正德五年之例，得胜堡、新平堡、张家口、水泉营四处马市贸易，朝廷核定马价为上等马每匹十二两，中等马每匹十两，下等马每匹八两，共易马七千八百七十四匹，另有若干牛羊、毛皮等物，所值不过二十万两；给付蒙古诸部马价及赏赐上等丝绸二万匹、中等丝绸二万匹，下等棉帛五万匹，粮米粟豆十万石，另有银三万两、其他物品数不胜数，共计合银近五十万两，远愈我朝所得。另据当年边地军镇奏报，斯时蒙古恰逢天旱，粮食奇缺，边民一石杂粮即可自蒙人手中换得良马一匹或健牛一头并羊两口，如此算来，我朝损失更是难以计数。”

朱厚?原本也知道，明朝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无论朝贡贸易还是官营互市，都是打肿脸充胖子地少取多予，薄来厚往，不但无法从对外贸易中赚取利润，反而要赔上大量的银子。因此，乍一听晋商贺兰石奏请开民市，由他专营，国家不用承担任何贸易风险，却可以收取10的关税和30的利润，又何乐而不为呢？但听严嵩大致为他算了这笔账之后，他又舍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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