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运河航行了大半个月之后，官船抵达了徐州.这里是南直隶、山东、河南三省交界的水陆要冲，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新明朝廷的八十万靖难大军正驻扎于此。

靖难军由南京守备兵士、江防军及江南各省军镇拼凑而成。南都内乱平定之后，新明朝廷决定趁着鞑靼围困京师之际北上靖难，就命各军迅速集结于明太祖朱元璋的家乡、明朝的中都凤阳，整编为中、左、右三路大军，由分别属于各大派系的前南京守备副使高得功、江防提督黄定国、驻守中都凤阳的总兵李明博统御，选择良辰吉日祭拜了太庙，高举着“清君侧，正朝纲”的靖难大旗誓师出征，浩浩荡荡杀奔北京。

三路大军自凤阳出发，在徐州又兵分两路，中军和左军为一路，做为主力，进攻山东；右军单独为一路，进攻河南，意图左右夹击北京。山东、河南两省卫所军奉诏进京勤王，剩余为数不多的守军都是老弱疲敝之师，根本无力抵抗，两路大军势如破竹，很快就打到了山东衮州、河南郑州一线，兵锋直逼河北的门户大名府。后因军需后援不济，加之南方兵士不耐北地严寒，两路大军又合兵一处，退回徐州休整，准备来年春暖之时才大举进攻。

可是，靖难大军刚刚退回徐州，就听说朝廷已接受酋首俺答的封贡之请，与鞑靼议和，入寇京师的二十万蒙古大军退回了塞外，朝廷如今正在整军备战，即将南下平叛。无论是新明朝廷把持朝政的那些勋贵重臣，还是前线那些统兵大将，都被这个消息吓破了胆。

说起来，江南的那些藩王宗室、勋贵重臣，以及被他们所收买的那些个军镇总兵、参将们，之所以敢肆无忌惮地造反并大举进攻北方诸省，其实都是存了趁火打劫之心，想趁朝廷与鞑靼在北京城下拼个两败俱伤之时，坐收渔翁之利。可是，朝廷不惜违背期以来的对敌之策，不惜放弃天朝上国的尊严和架子，前所未有地与鞑靼临城议和，显然是抱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原则，要倾全国之师平定江南之乱。江南靖难大军号称八十万，其实多是裹胁强拉来的民众，正规军还不到二十万，还多是久驻江南富庶之地，未经战火、操练不足的守备军，对付小股倭寇尚且不堪一用，怎能抵挡得了刚刚与二十万蒙古铁骑厮杀月余的朝廷精锐之师？更不用说朝廷在边地重镇还驻扎着近百万的九边军！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鞑靼退出关内之后，朝廷只是命令北直隶及山东、河南两省各州县牧民之官恪守臣职，督率治下军卒乡勇保境安民，却没有急于倾师南下，而是好整以暇地将各省卫所军打乱编制，并于难民之中招募精壮，统一组建了禁军；还在北方诸省组织军民垦荒屯田，大兴农务，似乎压根就没把国朝财赋重地江南发生的当一回事！

这一定是阴谋！所有人都这么认为。鞑靼能乖乖地退回塞外，显然并没有取得什么了不起的战果，也就是说朝廷京城驻军和各省勤王之师并没有伤筋动骨。之所以不急于进攻，一来肯定是考虑到此战关系重大，一定要稳扎稳打；二来肯定是因为八十万靖难军猬集徐州，以朝廷现有兵力不能一口吃掉，才不得不整编禁军，加紧操练。在这种情况下，若是分兵北上，只怕定是中了朝廷诱敌深入之计，将新明朝廷仅有的一点本钱赔个精光！

因此，在把持朝政的那些勋贵重臣的默许下，原本拟订的开春之后再大举进攻山东、河南，东西夹击河北大名府，然后再直逼京畿的战略部署被束之高阁，八十万靖难大军龟缩在徐州城及周边地区，日夜督率民众整修城防工事，囤积粮草，摆出了一副要固守徐州一线的架势。为了适应战略决策的改变，又对指挥系统进行了改组，中军总兵官高得功加五军都督府左副都督衔，被委以指挥全军之责；黄定国和李明博加五军都督府右副都督衔，佐其统御靖难大军。

驻扎徐州的靖难大军在提心吊胆中度过了嘉靖二十四年的春节，又在提心吊胆中熬过了整个春季。黄河每年因上游冰凌解冻而引发春汛已经结束，朝廷要举兵南下，这个季节最为合适。这些天里，高得功、黄定国和李明博三人又是紧张又是惊恐，连睡觉都不敢合上双眼，鞍辔齐备的马匹更是日日喂饱了草料，栓在马廊里时刻待命。可是，还没有等到朝廷的平叛大军，却迎来了奉监国令旨巡按徐州，视察前线战备防务的兵科给事中何心隐。

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一般，将高得功等人都砸懵了。

他们都是掌兵多年的大将，自然十分清楚明朝武将期处于被官集团统御并压制的地位，非但不能真正成为军队的指挥核心，更要时时听命于官出身的督师、监军、总督或巡抚，地位之低，世所罕见，以至于他们最怕的，不是北虏南倭这样如狼似虎的敌人，而是那些根本不懂军事却随意对前线战事指手画脚并横加指责的官如果武将们当机立断，指挥部队迅速投入战斗，那是贪功冒进，好勇嗜杀；如果武将们为了等待有利的战机而暂时按兵不动，那便是临战怯敌，畏缩不前，可谓动辄得咎，左右为难。这还不算什么，许多边镇大将明明还未做好战争准备，却禁不住那些远在千里之外的朝中六科给事中、监察御史等一再催战，贸然进兵导致战败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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