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初八日，朱厚熜接受内阁及礼部的奏议，下旨颁布“唯才是举诏”，对明经取士的科举制度进行改易，增开农经、医理、算、格致、经济等时务科，按照一定名额，由两京三品以上大臣和外省总督、巡抚等封疆大吏举荐贤能之士，也不拘有无举人功名，与明经科举子一同公车送至京师参加次年春闱大比，论才取士，中式之人经殿试确定名次，一律授予某科进士，授官任职.

同时，诏书中还号召全国士人子除了要一如既往地钻研经义，孜孜以求圣贤修齐治平之道，还要致力于各种实用之，报效家国社稷；并引用明成祖朱棣“致治之道，以育才为先。苟不养士而欲得贤，是犹不耕蓐而秋获，不雕凿而成器。故养士得才，以建立师为急务也。”的圣训，要求各省政衙门督令省府州县各级堂招纳实之士，开设时务科，广泛培养各类有用人才，以此作为对政和各级官考成法的重要内容，予以考成奖惩；言称将在适当时候，效法乡试之例，加开时务科乡试，使得时务科取士与明经取士一样逐步走上正规，广纳贤才，为国所用。

一石激起千ng，与其他各项新政举措一样，增开时务科的主张引起了不少死抱着“八股抡才，明经取士”祖制的迂腐朝臣，尤其是那些翰林院的清流词臣们的强烈不满。但让他们聊以的是，时务科中式举子只能称某科进士，已经比单称“进士”的明经科中式举子低了一等，还有时务科进士不能点翰林，不能任内阁辅臣和礼部尚书、侍郎的若干规定。可见皇上还是明白，四书五经、经义理才是治国之道，其他什么农工医卜都只不过是术，道不足才要术补之。也便是说，朝廷增开时务科不过是一时应急救难之需，大行于九州万方、充塞于天地之间的，终究还是圣贤天人性理之道！

朱厚熜的本意可不是这样，但经过了这么几年的挫折和动荡，他总算是明白了“欲速则不达”的道理，事情总得一步一步去做，也总得要让下面的臣子们能做的下去。科举制度自隋唐至今已经实行了上千年，尽管积弊重重，但毕竟关系到全国读书人的前程出路，要想彻底废除，谈何容易！甚至，在时务科进士逐步走上朝堂，成为一股新兴的官僚势力；以及出于通过应时务科谋求晋身之阶的考虑，那些士人子关注和研究实成为一种气之前，进行暴骤雨式的改革是不行的，只能这样通过增开时务科和在各级堂开设实课程，悄悄地进行渐进式的改良。因此，那天内阁辅臣告退之后，他思虑再三，最后还是接受了徐阶的这一奏议，作为对万恶的旧社会、顽固的封建思想的妥协。

不过，事实证明，这样的妥协倒是很有必要，朝臣们只闹腾了一阵子就不闹了，两京一十三省撒下去的厂卫番子暗探也没有捕捉到有士人子闹事的迹象，让他那颗悬了许久的心终于落到了肚子里，原本以为肯定要受到天下人唾骂，并准备厚着脸皮承受言官词臣雪片一样飞来的弹章奏本的四大阁员都松了口气。

其实，朱厚熜和内阁辅臣都被这几年来接连不断的变故折腾得近乎神经质，简直有点声鹤唳、草木皆兵。增开时务科，固然会引起那些科甲正途出身，凭借着八股章挣得一份锦绣前程的朝臣们的不满，但朝廷广开纳贤之门的做法，却得到了广大士人子的赞同数十万生员就靠着科举取士、三年一比谋求一条出路，可那条出路何其之窄，旁的不说，每科春闱，至多不过百十来个进士名额，千军万马都要挤过那条独木桥，其惨烈程度可想而知，许多人考了一辈子也困守场屋，甚至还有祖孙三代同下科场应试的滑稽之事。

如今朝廷又增开了诸般时务科，无疑是在那道紧窄的科举小门旁边又开了几个墙洞，时务科进士虽说比不得正牌进士那么荣耀，毕竟也是一条晋身之阶，那些对自己经造诣没有信心或对八股制艺早已厌烦透顶的生员们纷纷扔掉那些专一用做科场利器的程墨房稿，钻研起了诸般实用之。往常坊间只有少数人问津的农经医书和百工之书被一扫而光，书坊不得不赶紧搬出尘封许久的雕版赶印，着实发了一笔小财。与之相对应的，高拱于前年奉旨写就的论实思想的章也被再次翻出来广泛传抄，高拱更被那些有心投身致用之的士人子奉为今贤，继前年率营团军力抗鞑靼虏贼之后，再次名声大噪于两京一十三省。

举荐生员应考时务科，本来是那些京官和地方督抚大员借机敛财的大好机会，手中的举荐名额既可以大送人情，又可以换银子。可是，朱厚熜知道，《大明律》载有明，科举取士乃是国家抡才大典，有暗通关节营私舞弊的一律罢官撤职，贬谪充军，情节严重者还要抄家灭族，即便如此严刑峻法都不能避免那些贪官污吏油锅里捞银子，更何况这样不经考试的举荐。因此，他效法京察拾遗之法，特令都察院行各省巡按御史加强监督，随时指斥谬误，参奏不法。为了防备抚按联手舞弊分肥，他明确规定，若有滥竽充数者，要追究举荐之人的欺君误国之罪。可这样一来，又给他带来了新的担心：京官们为了博取“造福桑梓”的美名，更能援引同乡成为羽翼，大概不会放过这样拉拢本乡才子的好机会；可那些因循守旧、四平八稳的地方牧民之官会不会怕承担责任，宁ng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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