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冬天显得很肃杀，树木简练得只剩下枝干，绝不拖泥带水地隐藏些许的叶片和绿意。整个北京的冬天像一幅鲁迅小说里的木刻插图，冷峻而凝炼。

在这个时候行走于户外实在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可是身为南方人的单于却不得穿梭于北京各处；没有办法，谁让单于是孙中山一行人里目标最小的一个呢，他只好负担起孙中山与北京各个政治势力之间的联络工作。

事实上除了天气让单于不满以外，比起他那个时代的北京，这个时期的北京在单于看来少了几分政治气息，却多了几分学术氛围。比起广州青春躁动的革命气息，单于更喜欢北京所散发出来那浓浓的人文气息。

唯一让他略感遗憾的是林徽因一如自己所熟知的那样，在去年6月赴美国留学了；他本来还奢望因为自己来到这个时空而能让历史有所改变，能让自己有幸见到林徽因这位民国时期最让他神往的女性，可惜蝴蝶的翅膀并没有能扇动起来。

这个时候一阵冷风吹过，让坐在汽车上的单于清醒了几分，单于狠狠的摇了摇头，努力想把林徽因的身影从脑海里赶走，因为他知道现在还不是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对于他来说现在最奢侈的事情恐怕就是爱情了。

原来就在孙中山一行到达北京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925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就收到了段祺瑞邀请他参加‘善后会议‘的电文。

不过说起来民国政治人物喜欢搞通电也是民国政治的一大特色。哪怕是近在眼前，这些政治人物宁愿给对方发一通电报，也不愿意亲自与对方会面。好像不如此不能显示自己对对方以及此事的重视。

段祺瑞在电文中说：“方今急务,治标以和平统一为先,治本以解决为重.‘善后会议‘所以治其标,‘国民代表会议‘所以治其本.《善后会议条例》前经公布,计邀监察.现拟于本年二月一日以前在北京开会,敬请我公惠临,共商大计。”

虽然段祺瑞在电报里一口一个“我公”的称呼孙中山，可是孙中山还是一眼就看穿了段祺瑞玩的花招，可是很多国民党右派却非常欣赏段祺瑞这份通电，极力希望孙中山同意参加“善后会议”。

孙中山苦口婆心的对那些劝说他参加善后会议的人说道“你们难道看不出段芝泉玩的什么花招吗？他实际上是想用这个会议来讨好那些手握兵权的军阀，讨好西方列强；再通过这些人的帮助让自己坐稳他执政的位置，说白了，无非就是一个扩大了的‘筹安会’而已。他是想在这个御用会议基础上再产生出一个更大的御用会议,以此来拥戴自己做他的执政！”

孙中山这番话让单于可谓眼界大开，深以为然；可是邹鲁、谢持、林森这些国民党右派却依然认为即使是这样也比和gcd搞在一起要好的，仍然孙中山能参加这次善后会议。

此时的孙中山既要和段祺瑞、张作霖这些军阀政客们周旋，又要不断的说服党内持不同意见者，这让孙中山的肝病急剧恶化，肝区的剧烈疼痛,使他移动一下身子都极为困难.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依然硬支撑着病躯,斜卧在病榻上,亲自一字一句地拟定出致段祺瑞的电报.这就是1月17日发表的《为反对包办善后会议事致段祺瑞电》.电文说:‘善后会议于诞生国民代表会议之外,尚兼及于财政,军事之整理,其权限自较预备会议为宽,而构成分子,则预备会议所列人民团体无一得与.‘

孙中山认为,所谓善后会议与以前‘督军团会议‘,‘南北会议‘无异。因此,开这种会议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他坚定明确地主张召开以人民为主体的国民会议，并且不顾党内右派势力的反对,毅然决定国民党不参加‘善后会议‘。

与此同时，中国gcd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月20日发表的《中国gcd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积极地支持了孙中山的主张。宣言指出：“中国正式向中国人民说，段祺瑞的善后会议是段祺瑞要用军阀制度而借着帝国主义者的帮助，以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倘若国民要求派自己的代表参加段氏所要召集的‘善后会议‘，段氏对于召集国民会议之虚伪宣言一定要被揭破，国民会议促成会是人民真正的机关，应当要求在善后会议中有最大多数之国民代表。”

这些要求当然是段祺瑞所不能接受的，他断然拒绝了孙中山和gcd的提议。

当得知段祺瑞拒绝了国民代表参加善后会议的消息时，孙中山立即决定在善后会议召开的同时国民党与gcd也在北京召开国民会议，以此表明国民党决不妥协的态度。

同时孙中山先生还决定尽量争取冯玉祥，为日后北伐做准备；为了避免被段祺瑞、张作霖等人监视，孙中山不得不指派一行人中目标最小的单于奔走联络。而单于也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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