匿王的护持，佛教才能传遍五印度；佛陀灭度后，阿育王修建八万四千座佛舍利塔，并派遣布教师到锡兰等地弘法，使得佛教得以向外弘传，广宣流布。中国因有东汉明帝派遣郎中蔡愔西赴天竺迎请迦叶摩腾、竺法兰等高僧来华弘法，佛教因此得以传入中国。至于中国佛教的译经事业，大多是由于历朝帝王保护，设置译经院，因而得以完成，如鸠摩罗什大师受后秦？姚兴的护持，在西明阁从事译经，而有《法华经》、《中论》等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经论流传后世；玄奘大师在唐太宗的支持下，译出《大般若经》、《成唯识论》等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经论，使法宝圣教的光辉普照于中国。

佛教与政治的关系，可以说有如唇齿相依，关系密切，因此若问佛教徒可以从事政治吗？答案是肯定的。观世音菩萨以三十二应化身游诸国土，度脱众生，其中即有国王、宰官、大将军身，以其政治背景，为众生创造富足安乐、无有怖畏的人间净土。佛陀为国王们讲说转轮圣王的理想政治，乃至历代国师以佛法的智慧辅佐帝王治理国家，在在证明佛教徒可以参政，但不必直接干治的中道思想。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保有‘问政不干治’的态度，但是如果有佛教徒参与政治，其实也没有不对，现代社会应该要有雅量接受，不能剥夺佛教徒乃至僧侣关心国家社会的权利，因为出家是信仰，参政是人权。

至于佛教徒能否参战？其实佛教本来就有在家与出家二众，即使是出家的比丘也有服兵役的义务；既然服兵役，国家是大我的生命，是众人所依，为国捐躯，为国牺『性』，为国杀敌，为国而战，不管在法律或舆论共识上，都会有公论的。

就是在佛教也有所谓的‘三聚净戒’，包括了摄律仪戒、摄善法戒、饶益有情戒，其中饶益有情戒是属大乘菩萨戒，所以佛陀在因地时为救五百个商人曾杀一个盗匪，这种为慈悲救人而杀，为饶益有情众生而杀，不是为瞋而杀，好杀而杀，非一念之仁，片面之仁所能比拟的。同样的，佛教徒参战杀敌，他不是为瞋恨而杀人，而是为尽忠报国，为了救生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如此救国救民之举，绝非『妇』人之仁可喻。

再说，国家战争也不全然是残杀无辜，有的王师之军是为了惩罚坏人、暴徒，有的救人于水深火热，有的保家卫国，在战争中也能表达仁爱、慈悲，在战争中更能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救济伤亡。

当然，战争是不得已的手段，非到必要时最好能用其他的方法，例如和平、道德、感动的力量都远胜刀枪。在中国的三国时代，诸葛亮”七擒孟获”，他知道杀一个孟获容易，但还会有无数个孟获起来反抗，所以用感动的力量才可以让人心服。

其实，佛教徒在修行的过程中要降魔，降魔就如战争，每个人内心里也有八万四千个烦恼魔军，也要降魔，也要战争。至于现实生活中能否参战？这就要看自己的人生观，如果是小乘修道者，小乘人要求消极的慈悲，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杀生，这当然是好事；但大乘佛教主张在必要时，应该以力量折服敌人，也有需要。所以参政、乃至参战与否？就看自己是发小乘的自了心，还是行大乘的菩萨道而定了。

总之，人本来就是政治动物，关怀社会则不能不关心政治，政治是管理众人的事，人是群众动物，无法离群索居，势必与大众有密切关系；既然无法离开群众，自然不能远离政治而生活。所以，佛教对于社会的关怀、人权的维护、民众的福祉，自是不能置身事外，当然也不能以远离政治为清高，所谓”问政不干治”，个人可以不热衷名位权势，但不能放弃关怀社会、服务众生的责任。也就是说，今日佛教徒为了弘法利生，对政治不但不应抱持消极回避的态度，相反的，应该积极关心，直下承担，这正是人间佛教菩萨道的实践。”

耶律水墨还想为难王木木，就说：“请问大人，现在举世天灾**不断，有人说这是人类杀业太重的果报。请问大师，佛教慈悲戒杀的教义可以改善社会风气，甚至转变人类的共业吗？”

王木木回答：“佛教讲因果业报，每个人投生到世间为人，除了依个人的三业善恶好坏，感得的正报有智愚、美丑、高矮、胖瘦等差别以外，众生共通的业因则能招感自他共同受用的山河、大地等器世间，这是依报的业，称为共业。

业，就是行为；行为的善恶可以招感各种祸福。一个人在生活中因”别业”与”共业”而遭遇的灾难，大致有自己招感而成的”自灾”，如疾病、残障、失业等；因人制造出来的”人灾”，如绑票、贪官、杀戮、中伤、毁谤等；由大众共业所成的”共灾”，有大自然的风、火、水、旱、震灾，乃至战争、虫害、瘟疫等天灾**，这些大家共同感受到的灾难，就是众人的业报所招感，称为共业。

记得有一次我在哈佛讲演，有人希望我具体说明佛教对于国家、社会能提出什么贡献？当时我说，举凡三藏十二部的圣典，都可以有益于国家社会。简单地说，只要一个五戒，就可以治国平天下。

五戒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现
本章未完，请翻下一页继续阅读......... 恋千年 最新章节第39章 舌战群戎,网址：https://www.xbqg9.net/7/7707/37.html